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LWLM编辑。关于“大分流”与中西 发展 比较 研究

对18世纪的 中国 进行重新评价,是近年来欧美汉学界研究的热点 问题 。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 影响 最大:一种观点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专家彭慕兰为表,他认为在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不仅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而且在许多方面要落后于中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才开始“大分流”,此后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而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另一种观点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史专家黄宗智为表,他专门撰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学术书评回击彭慕兰书中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产可以通过采用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彭、黄等人都在努力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呼应。特别是彭慕兰撰著的《大分流》中文译本于2003年出版后,在中国学术界又引起了热烈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视角加入了一场有关中西 经济 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大胆颠覆了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趋向”,指出直到180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仅仅只在西欧,如《国家的财富与贫困》的作者戴维·兰德斯就认为西欧早在 工业 革命出现以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经具备许多超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彭慕兰教授通过对东亚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 自然 环境、生产状况和人口条件的详细 分析 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亚洲具备更多的 现 化优势,只是由于在欧洲核心区,煤的大量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拓展等极其偶然的因素才将西欧的发展推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大分流》作为一本以破为主的重估 历史 之作,它不仅强调全球性的关联和大跨度的比较。而且也一反比较经济史著作的惯常设问方式,不是质疑为何中国的江南没有如英格兰那样来一场工业革命,而是追问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的江南?同时,《大分流》一书旁征博引,视野开阔,大量运用了法国新史学,尤其是年鉴史学派的创意,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 方法 引入到中西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近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当时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
另一种意见认为,《大分流》一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 理论 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还有学者认为,《大分流》的研究风格,不同于我们“ 政治 经济学”色彩浓厚的“ 社会 经济史”,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且有某种去“社会 科学 化”的隐喻。彭慕兰关于经济史应该循着经济自身的发展脉络,尊重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说的理论过剩的问题,但也有理论不足和理论偏颇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割断重视制度分析的百年学术传统,仍应 总结 数千年中国独特发展的经验材料,特别是百年以来,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经济改革实践。同时,与其把彭慕兰等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一种知识革命(“范式革命”),毋宁如实地坦认,它是西方品牌的“更新换”.以《大分流》而言,用以解析的概念和方法,无一不是西方经济学用得烂熟的那一套,例如人均国民总产出、人均国民总收入、劳动日平均产出与日工资的平均收益比,对货币的崇拜、对GDP和市场率的崇拜,直至对人口增长的恐惧等等。流露出的仍然是旁观者或审美者的优越心态,这些都是从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体系.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其一,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斯密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同时,彭慕兰的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对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实际上仍然深深地陷在“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识泥潭里,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烧饼从烤焦的一面转到了芝麻喷香的一面,而美食家审味的尺度,仍然是把中国烧饼与西方面包相比。这种认识角度的转变之所以受到欢迎,不能否认是“与西方接轨”的心理需求在起作用。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中心论”、明清中国“停滞论”等论点是应当受到质疑和批判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偏于狭隘,缺乏一种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视野。然而,清除“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决非易事:一因现今西方经济文化的强势地位客观上使其处于全球化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二因“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源远流长,自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黑格尔,直到马克斯·韦伯等等,无不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目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的增大,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统观点产生了质疑;更有甚者,有学者反过来以“中国中心论”的论点来探讨中西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失之偏颇。
也有学者在对黄宗智、彭慕兰等人的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后则认为,其一,黄宗智的观点不能完全赞成,因为他对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估计过低,与正确的判断有差距;但他有关“内卷化”的论述,则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有相当的解释力,即使在今天中国广大的 农村 地区,这种“内卷化”的情形仍不难观察到.其二,彭慕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的确,彭慕兰对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是很有说服力的,对18世纪中国江南与英袼兰的比较更是让人信服,然而他对英格兰突破“瓶颈”走向现化而中国却没有做到所作的解释,即把英国的成功完全归结于新大陆的发现和煤矿的优越位置,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主要 参考 文章: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杜2003年出版;
②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仲伟民:《学术界对前近中国研究的分歧——以彭慕兰、黄宗智的观点为中心》,《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⑤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2004年5月16日;
⑥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lwlmpage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问题 ,在 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展 史上以不同形式经常被提出。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当史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以下三个问题颇引学者注意。

1.史学脱离现实的原因反思
新时期讨论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前提是,新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后期以来的史学没有很好地适应新的 社会 时 发展,或者说史学发展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但是,对于史学与现实间存在的矛盾或脱节,学者们的具体看法是不同的。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研究 的重心和对象没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造成的。如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中心 理论 是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80年初,国家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但是。史学研究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原有的领域和课题上,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史学体系“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在改革开放和 现 化建设中,史学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迟迟未能到来”.中国古史和近史研究依然局限于“阶级斗争及其斗争最高形式——战争”。
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整个中国现史学发展的 方法 论存在缺陷造成的。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的显现需要史家在研究中注入其意念与思想,使逝去的 历史 变成“活着的”历史,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体验和照察.但我们的史学研究大多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过多地讲“求真”与“求实”,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很难为现实生活提供什么。多年来史学研究方法 自然 科学 化,把史学作为昭示历史真理的工具,使历史被剥夺了进入现的活力和方式,价值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相分离。史学研究根本上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历史真理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人的自我知识”,因此,史学研究不能仅仅工具性地去发现历史真理,即史学发展需要加强主体意识及其价值的参与和渗透。

2.如何认识新时期条件下的史学功能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时条件的变化使史学的社会功能难以实现或减弱。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的社会与过往的社会有了很大或本质的区别,因此史学的借鉴、 教育 等功能必然极大地减弱或丧失。史学能在古产生借鉴作用,主要是因为传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前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后一时期的社会往往有较多的类比性和借鉴性,而现社会形态及其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治国的方法和经验教训,“能为现实提供的启示变得越来越有限了”。今与古有联系,但更有质的区别。在同一社会形态下,“鉴古知今”的可能性要大些,如社会制度变了,“鉴古知今”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特别是近以来.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新象杂陈,“历史对现实、未来的借鉴、预示作用便越来越少”,所以不要对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期望过高。也有学者指出,史学在过去被当作预言未来的工具,然而,现科学的发展说明了预成论的非科学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观点不同程度地否定了史学在现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些观点看到了因古今历史的巨大变化,导致史学的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在现社会面临重大的挑战,虽是对现史学功能的认识的深化,但是缺乏具体 分析 ,比较片面。我们不能笼统说史学的借鉴功能已经丧失,古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固然是减弱了,但近现史对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教育作用。同时,以古今不同来完全否认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今天是昨天的继续,现社会固然比古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总还是人类历史,总有其共性和继承性的方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学的功能正随着时的发展而增强。科学整体化正席卷各研究领域。用这种时精神看史学的功能,就不能停留在从概念上探讨其异同,或满足于在原有范畴内对某种观点进行自我评价。史学的社会功能将随着社会进步和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而获得新的机制。现科学整体化发展的基础,便是“注意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史学乃是提出并不断验证这种原理、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领域.随着史学在整个科学事业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其社会功能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学在西方社会已受重视。“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和许多学科将恢复繁荣。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历史学的前景不是日趋暗淡,而是将迎来新的繁荣时期,并有可能居于其他学科的前列”。

3.“古为今用”问题
“古为今用”是国内史学界广为流传的口号,也曾是多次进行研讨的专题.在1959—1964年,讨论的侧重点为“古为今用”的内涵;1964—1977年,讨论基本上是对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批语作注解;在1977—1979年,讨论议题则是如何区别“古为今用”与“影射史学”。1980年以后,在“古为今用”这一口号的提出及其阶级性方面,认识较为一致,即承认“古为今用”这一主张,古今中外,有其人,是史学研究的共性,并没有特定的阶级 内容 . 目前 ,在如何评价和理解“古为今用”以及这一口号是否继续存废上,有明显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坚持“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是表明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是发展和繁荣历史科学的根本方针。它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目的有二:一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动力问题,即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二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能力问题,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它的价值意义超载历史时空而作用于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主体的现实需要强加给历史的需要。
另一种意见认为,放弃“古为今用”的口号。“古为今用”作为史学的一般性原则是可以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口号,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效果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古为今用”是古往今来任何阶级史学的共同目的,不能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有的特征。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沿袭这种口号,那便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其次,由于传统史学偏重强调治道和人伦等 政治 思想的借鉴作用,很难触及物质 经济 根源,因而往往把它变成单纯为政治和人伦教育服务的东西。其三,从实践效果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它作为政治性强制口号,都没有起好的作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中的“古为今用”,是指研究者不仅向受众提供正确的历史事实,而且还要从事实中 总结 出经验得失,为今天判断、处理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依据,故不能笼统采取“坚持”或“放弃”。必须注意,“古为今用”中的“用”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着主体的不同会发生转变。同样的事实和观念,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讲极具价值,对于那一部分人就可能毫无意义。既然某一命题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那么历史研究者应该根据谁的标准来判断呢?如果历史研究唯一的目的就是古为今用,那么在研究之前首先必须确定研究命题的有用与否.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的实际功用更大。而且,随着人的认识与社会需要的变化,有用和无用也完全是相对的。我们固然不宜以有用与否来要求历史研究者,同样,我们也不能用历史研究者的专业标准来苛求非专业人士。政府部门或其他非专业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所需,有取舍地 学习 和使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古为今用”对于将历史作为一种工具运用的人而言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片面强调“古为今
用”则存在诸多弊端.近几年来就有人为了迎合政治,证明中国如何伟大,不断地发现所谓“世界第一”,把早就被历史学家批判过的伪史料重新拣出来,把五四运动以来正确的辨伪统统推翻,诸如河图洛书的传说都是信史,甚至有人证明是由外星人带来的,等等。作为纯粹的历史研究,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 规律 。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历史 应用 的目的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规律;第二是用于宣传教育;第三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信息,包括背景、经验等.第一个目的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无二致,对于第二个目的,由于接受宜传教育的对象千差万别,每次宜传教育的具体要求又不一定相同,选择的内容和方式当然应该有所区别,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这一切都应该以不违背事实为前提,决不能歪曲甚至伪造事实;第三个目的最为某些人所看重,历史研究为现实、为政治服务一度被置于首位,因而这方面的功能被无限地扩大了。实际上,历史研究对现实或政治的直接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历史永远不会重复,任何历史经验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现实,任何历史财富都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利益。

主要 参考 文章:
①李时岳:《史学的革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②陈锋:《时变革与史学选择》,《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③杨权:《史学地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沈定平:《用新时的精神看待史学的价值与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4月2日;
⑤徐国利:《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周筱赟、葛剑雄:《“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应用?》,《学术界》2004年第3期。 lwlmpage关于宋的 历史 地位及总体评价

宋即赵宋王朝,是继唐五十国之后建立的一个汉族政权,两宋共历十八帝,统治300年,在 中国 古封建 社会 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如何对宋进行 科学 的历史定位和总体评价,不仅对宋史 研究 ,而且对中国古封建社会后期史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种较传统且较有 影响 的观点认为,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 发展 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故人们都将宋与唐相连,颂扬“唐宋”、“治隆唐宋”。
第一,物质文明方面主要表现为:(1)在农业生产上,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已出现了大量的圩田,这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2)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始于汉,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是在宋;火药和刻板术虽发明于唐,而两者之被广泛采用都在宋;胶泥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发明则是宋的事。(3)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许多关于科学技术的事;苏颂发明了一种名为水运仪象台的报时器,可以简称为天文钟,其中已经使用了擒纵器。(4)手 工业 方面,宋铁的年产量已达14万吨,是英国、俄国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远没有达到的数量;各类船舶的制造,数量多、质量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海船;在广大 农村 和手工业作坊中也出现了雇工的现象,预示了资本主义即将萌芽,这些都比欧洲诸国早出现两三个世纪。(5)海上贸易空前发达,运往海外的物品主要为丝绸、瓷器等,反映了这两种物品产量极为丰富,商品货币流通已有发展,商人可以预付足钱的办法把园户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二,精神文明方面主要表现为:(1)文学:北宋前期士大夫大力提倡韩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文风有了很大变化,唐宋八大家宋占了六名;改骈为散,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便利;为了配合 音乐 ,便于歌唱,从五、七言诗衍化而为长短句的“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所不能企及。(2)史学:在封建社会中宋史学的发展也是最高的,如在官修史书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类别的原始资料;而宋史学的发展主要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之多,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3) 哲学 思想:北宋的思想家们对儒家经典所涵蕴的义理进行阐发,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所谓“宋学”,也可以称作新儒;儒家学者为了要在讲说义理方面与佛家和道家学者争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学和道家的 理论 中可以汲取的部分尽量加以汲取,在这个基础上,到南宋便形成了 理学 家这一流派,故宋新儒学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 政治 制度:宋的典章制度对后世影响巨大,其突出的现象是封建割据势力始终未能得逞。进一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不但为元明清所继承,而且又采取各种措施有所加强,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近年,有的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宋并不能与唐、元等朝并列,宋在当时也不是最“隆盛”的,真正“隆盛”的应是它的宗主国辽、金和后来灭它的蒙古;对宋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懦弱、腐败、卖国和反动性不应忽略。
第一,宋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统一王朝。众所周知,唐、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王朝,即统一了中国的朝,而宋不是。在宋存在的历史时期,中国南有大理,西有西夏,北有辽、金、蒙古,宋只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即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政权。同时,宋一直未完成统一整个汉族的大业,虽然在太祖、太宗时于公元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北汉等,结束了汉族统治区五时的十国局面,但对辽所割占的汉族土地——燕云十六州等,始终未能收回。宋联金灭辽时,虽用钱赎回了一些土地,可旋即丧失的国土更多。宋作为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没有资格与唐、元等统一王朝并列。
第二,宋在中国当时的割据政权中最懦弱。在中国当时与宋并存的各王朝如大理、辽、西夏、金、蒙古中,表面上看,大理最弱,如地狭人少,武力不强,但大理一直未遇强敌,能安于一隅,是个独立的政权.宋则不然:北面相继受辽、金和蒙古的压迫,西面受制于西夏。如宋、辽的“澶渊之盟”,宋不仅不敢讨要燕云十六州,且每年要向辽输银三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又增银十万两和绢十万匹;宋、夏议和,西夏虽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宋每年要“赐”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在各节日及宋、夏元首生日,再要加“赐”。宋、金联合灭辽,宋把向辽所纳的银、帛,一下子都给了金,并有所增加,金嫌不够胃口,灭掉了北宋。南宋时,宋、金议和,宋除向金割地外,每年要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蒙古南侵,宋多次要求议和:割地和纳银、绢,但蒙古不答应,最后为蒙古所灭。一个如此懦弱的宋,无法与唐、元并列。
第三,宋在当时基本上是一个不独立的政权,即辽、金的附属国性质。宋天子从北宋的“澶渊之盟”开始,就是辽的“侄皇帝”,要称辽萧太后为“叔母”;宋从南宋的“绍兴议和”起,就向金“称臣”,如当时宋高宗给金人的国书是:“臣构言”。
第四,诚然宋在文化、 教育 、 科技 、 经济 上确较繁荣,但必须清楚:(1)这种繁荣多为畸形发展。以文化为例,宋最发达的学科是哲学,即理学,两宋300多年,出了一大批理学家,大部头理学著作一本接一本,但研究的都是远离现实的“性理”。对抵御外敌丝毫无补;相反,宋没出一本有用的军事或外交著作。(2)这种繁荣都没促进综合国力的提高。如:宋虽发明了火药,但军事上怎么都处劣势;经济实力强,养的多为“冗兵”等。(3)这种繁荣在现实中往往呈负效应。宋在经济上越繁荣,招来异族的掠夺就越严重,向异族纳的银、帛就越多;活字印的书越多,人们越空谈“性理”,越不想抗战;科举取士越多,越无才可用,甚至奸臣辈出;火药越多,宋的可偏安领地越少;指南针越多,越找不到可供流亡的生路——陆秀夫只好抱着南宋最后的小皇帝跳海。
第五,对宋所处的历史时期科学的定位应是:“五十国六朝”,简称“五六朝”。“五”,即“五十国”,与传统说法无别;“六朝”。指辽、大理、宋、西夏、金、蒙古。也就是说,唐以后的中国史的脉络应是:“唐——五六朝——元”;而不应是:“唐、宋、元”,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

主要 参考 文章:
①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②漆侠:《宋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
③孙景坛:《关于宋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lwlmpage关子21世纪 中国 近史 研究 走向


有的学者认为,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史。只有把中国近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 理论 、 方法 ,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之所以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 社会 时尚 ,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 历史 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者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事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史的创新,应该做的事还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 问题 也不少,但研究应该有主次,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一定的 时 应该有一个时的研究重点,重点突破与全面铺开结合起来,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全体,这应是不变的 规律 ,所以集中力量干一些有重大 影响 的历史课题势所必然,也不能不然。 目前 近中国的主题是中国的近化,所谓近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它涵盖 经济 、 政治 、军事、文化、 教育 和人的近化多个方面的 内容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把从这时发端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的近时期。这时期的贤达志士、文人学者所追求的近化就是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也就是实现由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向 工业 社会转型,使中国的国力达到一个高的水平.然而,中国近社会的转型不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革的条件下导致的,亦非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的,而是为英国殖民者发动的一场推销毒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危害中华民族,获取经济、政治权益的鸦片战争所拉动的。所以,中国的近化与欧洲的近化,乃至北美的近化不仅道路不同,实现的办法也不一样。中国的近是灾难深重的年,也是民族复兴、人民觉醒的年,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社会的转型。总之,历史学者只有眼睛向下透视社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说清楚,才算有本事,这也是中国近史研究的主要走向。
有的学者认为,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开展,主要是循着两条轨道前进的:一条是学术研究本身 发展 的轨道,也就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另一条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轨道,也就是针对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是从事中国近史研究,选择研究课题的基本出发点。本着这一出发点,把中国 现 化历程的研究,作为重点是应该肯定的,它符合21世纪中国近史研究的走向。具体而言,中国的传统社会如何向现社会转变的问题。一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传统社会因素逐渐转变为现化因素;二是引进国外的现文明对传统社会因素进行改造,使之快速转变为现化因素;三是完全引进国外的现文明在传统社会中直接建立现化因素。其中前两个方面也可以合而为一,成为两个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现化进程中的二元社会结构。从传统与现的关系来说,第一个方面主要是研究在现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的某些传统社会因素,它的内在质素是如何随着社会环境的现化而逐渐现化的,如农业、商行、钱庄、当铺、工场手工业、行会组织等。第二个方面主要研究某些从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因素,如何通过采用现的 科学 技术、文化和体制,从而很快地改变为现化因素,如农业中随着现的耕作技术、生产组合方式的逐渐采用和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而产生某些现化因素;有些工场手工业因添置机器设备而改变为现工业;有些钱庄因改组为银行而成为现 金融 业.第三个方面主要研究这些通过从国外引进而直接建立的现化因素的生存发展问题,如怎样处理好现化的设备和形式与传统思想意识和管理体制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近史学术研究中,应该注意通过综合 分析 制度因素,揭示特定社会的环境,解释某种制度的价和效益,区分社会进步的阶段性.而中国历史学的现化,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在中国近现史领域,现化过程还没有结束.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我们的研究水平还落后于域外学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的限制和学术观念方法的差异。历史学的进步需要许多条件,其中观念方法的进步有极端重要的影响,通过不断讨论实现的理论创新,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实践所获得的新成就,会有助于学术界的整体进步并日益向国际学术前沿靠拢。
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史研究中,大致可以观察到四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表着中国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所谓完整的中国近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史。第二,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的重要作用。首先,中国近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 文献 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如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第三,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中国近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
有的学者认为,要使新世纪中国近史研究有所突破,必须重视下层史的研究。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史.但是,重构并非易事.因为无论在哪个朝、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自己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为此,首先需要研究者将关注的焦点下移到普通民众身上,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人民大众及其日常生活的框架——家庭,生产品、社区生活、生与死,都必须加以研究。其次,在空间上,需要研究者将目光由都市转向乡村。尤其是在中国近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时期,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他们大多汇人城市下层社会,成为苦力、帮工、手工业者、乞丐、娼妓等,有些甚至散落街头成为黑社会搜罗的对象,对这些群体及其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文化加以研究,也是下层史需要深化的领域.再次,研究时段的下移,下层史的研究需要突破一些人为的分界线,应将1840年以来至20世纪的下层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之,拓展下层史的研究是新世纪中国近史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近思想史研究一直处于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话语模式和苏俄话语模式的支配之下,故造成了近史、特别是近思想史研究中的三大局限性:一是把中国人对现性的追求看作是西方冲击的结果,全盘抹杀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自身所产生的近性思想文化因素,从而陷入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二是简单化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或“革命高潮”相对应,忽视了思想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作用;三是把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作为思想史的主要线索.忽视了中国本土固有的近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进中的作用.有鉴于此,21世纪中国近思想史研究要想创新、发展,亟待实现三大突破:第一,突破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西方—苏俄”话语模式,据实确认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巳具有自己内发原生的近性思想文化因素,以明清之际为中国近思想史的开端;第二,突破把近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运动”相对应的话语模式,重新梳理近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实反映思想精英引导政治精英的先导作用;第三,突破单纯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话语模式,如实反映中国本土固有的近性思想文化资源在思想演变中的作用,展示思想界多元互动的生动格局。

主要 参考 文章:
①章开沅:《境界——追求圆融》,《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②林家有:《历史学者需要眼睛向下透视社会》,《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③虞和平:《关于中国现化史研究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④李良玉:《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⑤马敏:《21世纪中国近现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史学月刊》2004午第6期;
⑥朱英:《更加完整与客现:中国近史研究的发展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⑦彭南生:《关于新世纪中国近史研究如何深入的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⑧许苏民:《中国近思想史研究亟待实现三大突破》,《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lwlmpage若干 历史 人物及其有关事件的评价


1.关于女娲补天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女娲补天.其目的无非治水。据《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其中“积芦灰”已明言“止淫水”;“断鳌足”、
“杀黑龙”,乃诛除水灾时兴波逐浪之水怪;而“炼石补天”所用之“石”,亦堙洪水必需之物。故女娲补天神话最初所传,当亦系治水。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淮南子·览冥训》原文的含义 分析 ,以及地貌和地质学的 研究 成果来看,女娲补天应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陨石雨撞击全过程。“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是指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火爁焱而不灭”,是巨大撞击、爆炸及其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如果小型天体是一颗彗星,其成分主要是陨冰,而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神话依据上古 时 的传说编撰于东汉年间,冀州应当是古河北省一带,也就是说这一段描述了灾害平息之后河北平原的景象。近年来在河北平原做历史地貌的研究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沿着向西偏北的方向,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在大量特殊的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其群体。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可以确认这是史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后,在近冲积平原上留下的遗迹。因此,推测在全新世(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地质时)中后期,在上述地区曾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彗星爆炸碎片(表现为陨石雨)的撞击事件。撞击结果是,在平原地区中西部形成了白洋淀水系及其特殊地貌的小流域区。这一撞击事件就成了“女娲补天”的事实基础.即史前巨大的撞击事件造成了空前的天文、地质灾难,大量人员的死亡和外迁造成了当地繁盛古文化的中断;灾害过去之后,又逐渐形成了新的古文化,而这一灾害历经一又一的传说,最终诞生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女娲补天”。
2.关于蚩尤的属族
一种意见认为,蚩尤是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东夷集团“较早的氏族,我们所知道的有太皡,有少皡,有蚩尤。”蚩尤是一位失败的英雄,虽然他所属的东夷集团没有给我们留下成的历史,如果注意到地域的方位及各氏族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少皡的关系,蚩尤只能属于东夷集团,并无屑于其他集团的可能性。
另一种意见认为,蚩尤并非出自东夷集团的少昊部族.而应当归属于苗蛮集团。通过对传世 文献 的深入研究表明,蚩尤是三苗的前身即九黎族的酋领,九黎与三苗不仅是一脉相承的同一部族,而且九黎改称三苗,大体是在被逐南迁以后。这就意味着三苗的前身九黎族原先可能并不居住在遥远的湘赣地区,而应在靠近中原的地带。也就是说,在尧舜时之前,九黎很可能就居住在雉衡山以南的鄂豫一带,这里离中原地区不远,具备北上争锋的便利条件。由于当时九黎族武力强大,蚩尤四处征伐,因而威名远扬,中原很多地方不免留下有关蚩尤的遗迹和传说。上述据此认为蚩尤属于东夷集团,只看到蚩尤在中原活动的一面,并未意识到蚩尤部属最早的居地实与中原相距不远,并非一开始就在湘赣地区。因此,把蚩尤与逐渐南迁的三苗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把蚩尤归属于南方苗蛮集团可能更近于历史的本相。

3.关于李林甫执政性质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李林甫是唐朝奸臣,他阴柔狡猾,交结宦官、嫔妃,探听皇帝动静,迎合玄宗意图,鼓励其享乐奢侈,使其耳目蔽塞,又排斥异己,对人表面友好,而暗加陷害,被称为“口蜜腹剑”者.在职19年中,使政事日益败坏。为杜绝节度使入相,他建议边将多由少数民族将领承当,使少数民族边将权力日益扩大,以致酿成“安史之乱”。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李林甫的执政,从头到尾体现出了与他所有前任不同的特色,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彻底与开元前期在 政治 上和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分道扬镳,并采纳了法家学说来作为治国的理念,从而造成了一种在隋唐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说得更明确点,在大得骇人的奸臣帽子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即李林甫在唐玄宗的支持下,曾领导过一场高规格的法制运动。如他对 法律 条文进行大规模修订,并对财政制度、军事制度、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从法律到行政,从军事到科举,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掀起了清算李林甫的运动,一笔抹杀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在杨国忠的角度,是为了夺权而贬低前任;在唐玄宗的角度,是寻找替罪羊而为自己的责任开脱,在儒家的角度,是争取学派地位及其利益而进行的复仇。公允地说,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是有其意义的:从时的横截面而言,李林甫19年执政的时限,占了开元的8年,天宝的11年.史称唐玄宗大治天下为“开元之治”,又称“开(元)天(宝)之治”,李林甫的执政及其法制运动正当这黄金岁月,其在制造了负面 影响 的同时,显然有其不可抹杀的正面贡献。故而,当时的民心对李林甫还是有所向往的。否则,就很难理解“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这句话所反映的事实。从历史的纵深度而言,李林甫及其法制运动,为 中国 实行法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蓝本。这个蓝本证明了这样一个轨迹。在儒家“人治”深入人心的文化背景下,寻找法制的思路,除了法家学说之外,别无选择。然启动了法家学说,虽法可以照临天下,但与此同时,与法三位一体的术、势,也不可避免地一起猛兽出笼,给政治笼罩了浓重的阴谋和血腥的氛围,使法遭到了扭曲和变态,激起 社会 的反感。尔后,矫枉过正,重新回到儒家的“人治”中去。这是个怪圈,一个以古中国步伐无法走出的怪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李林甫的上台,固然离不开高超的政治手腕,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极强的行政才干和制度创新能力,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唐玄宗时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协助唐玄宗制定相应的调整政策,并且有能力执行这些政策。第一,李林甫为巩固地位,暴力清洗政敌,从天宝元年至天宝六年短短六年时间内,所排挤陷害的大臣就有兵部侍郎卢绚、绛州刺史严挺之、户部尚书裴宽、刑部尚书裴敦复、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陇右及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左相李适之、邺郡太守王琚、陇右及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等。最终,唐玄宗视线内已无像李林甫那样既有才能又绝对忠心的人可用,李林甫专权更成定局。第二,唐玄宗朝社会 经济 的变化要求改革宰相制度,集权于主相。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贪图享乐,也需要宰相专权,而李林甫的专权,正是满足了这些要求的结果,暴力清洗政敌的作用尚在其次。第三,李林甫引用蕃将,并非是为专宠固位,以杜出将入相之源;它是对唐初以来传统的继承,更是因应边防现实的不得已之举。安禄山之乱是当时边防形势 发展 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因素,其实在唐玄宗晚年消极理政的背景下,李林甫专权对政治局势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总之,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唐玄宗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的传统说法,实有重新考察之必要。

主要 参考 文章:
①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②王若柏、谢觉民:《“女娲补天”源自史前一次陨石雨撞击》,《光明日报》2004年6月18日;
③徐旭生:《中国古的传说时》(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6页;
④杜勇:《蚩尤非东夷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⑤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名人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⑥赵剑敏:《唐一场被历史湮没的法制运动——李林甫执政性质新探》,《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
⑦宋社洪:《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文史哲》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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